平民百姓的人生更像一趟被烦恼和无奈裹挟着的苦行｜二湘空间
迷茫的余生 作者近照
路呵，路（上）
文/李三铁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易逝，平民百姓的人生更像一趟被烦恼和无奈裹挟着不得不走下去的苦行。挑着担低着头，爬山涉水栉风沐雨，来不及欣赏沿途风景，就在精疲力竭的时候，一抬眼——已然瞥见了前方的终点。
一
汉川县在江汉平原东部，汉江自西向东流经整个县域。一九六三年十月，我出生在江边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里，家中兄弟姊妹五人，排行老三；没错，贱三爷。
人民公社时代，辽阔的平原上尚没有几家工厂，湖塘密布，河渠纵横，田畴和农舍就散落在湖畔、河边。虽是著名的粮、棉、鱼产地，可收获的产品上交后所剩无几，家家户户缺衣少食一贫如洗。盐粑就稀饭，白菜煮面糊，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饥饿，肚子似乎从未填饱过。
然而，生活虽然艰苦却充满了欢乐。少儿时期，伙伴们一起上树掏鸟蛋，下河捉鱼虾；到了读书的年纪，放学后帮家里拾柴火、打猪草，假日里还参加生产劳动，栽秧割麦、锄草除虫。
每到夏季，村前的汉江就成了我们的游乐场，不到十岁时已经能够结伴游过去再游回来，累了就在江堤内的沙滩上嬉戏，滩地上生长的西瓜是消暑解渴的佳品；到了晚上，带上竹床、凉席躺在江堤上乘凉，晚风习习，仰望夜幕下闪烁的群星，心中憧景着美好的未来……
那时候，为了让学生早日毕业回生产队参加劳动，汉川县正在实行“教育要革命，学制要缩短”的政策。我们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初中和高中都只各读了两年，到中学毕业时，大都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。
汉江
一九七九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三个年头。对于农家子弟而言，高考意味着什么？不像后来，老师会拿着草鞋和皮鞋给学生做宣讲，跟大多数孩子一样，我心中其实也不明白，甚至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。我只知道，高考取代了毕业考试，每个学生都握有一张准考证，考试是在另一所学校进行的，比平常要严格得多。考试结束后，我和伙伴们一道正式成为了一名公社社员，正值夏季，每天在农田里给棉苗打药除虫。
一天下午，我们打完一桶药背着空药桶从齐胸高的棉苗田里走出来，来到公路边的水渠取水配药后站在树荫底下休息。太阳像团烈火似地炙烤着大地，石子铺就的公路上，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从县城方向摇摇晃晃地驶过来，车尾尘土飞扬。
“三铁！”汽车开到跟前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盖过轰隆隆的噪声传进耳朵里。定睛一看，班主任夏老师正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朝我招手：“明天、明天……”
傍晚收工后，我在汉江里洗完澡，回到家正准备吃晚饭，一个同学过来通知说，夏老师要我明天上午到学校去一趟。“不是已经毕业了吗？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啊？”我心中糊里糊涂的。
第二天来到学校，这才发现不只我一人还有近十个同学也都返校了。夏老师说：我昨天去县里拿到了同学们的高考成绩，恭喜大家，你们的成绩都达到了第一批省级中专和大学录取分数线，以后要去大城市读书，就要成为城里人了。“什么？还要读书啊？”老实说，从小学到高中已经读了九年，耽误了不少时间呢，我现在只想着回生产队干活帮家里挣工分。夏老师反反复复地跟我们讲解，大伙心里才慢慢明白了一些。
我们那届毕业生共有五个班两百多人。我学的是理科，平常学习虽不怎么努力，但成绩一直都还不错。那年大学理科录取分数为二百八十五分，我考了二百九十九点五分，在六个达到大学录取分数的学生中，排名第三。
拿到成绩单后没过几天，我们再次回到学校。一张刊登着学校及专业名称的报纸放在课桌上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开始填报志愿。老师中没有一个人念过大学，加上暑期放假，所以也没人给我们指导，大家全凭自己的理解和喜好，仅用了几十分钟，就按要求把学校和专业填报完毕，然后回家去了。
一个月后，我们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这才知道，六个人中只有三人录进了大学，包括我在内的另外三人全都落选进了中专。当时的我并没有怎么在意，生活在农村连县城也没去过，对于大学和中专，除了明白那个“大”和“中”字的差异外，并不懂得它们有什么区别。直到进了省城，在我就读的中专周围有好几所大学，这才明白：中专和大学之间的差别大着呢！
恢复高考的头几年，大学录取人数每年仅十万人左右。由于程序不甚规范，许多有关系的考生虽未达到录取分数线，但以复查试卷的名义更改考分甚至直接走后门就上了大学。新同学中也有几个跟我一样落选的人，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议论，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懊恼和不平。第一学期结束了，放寒假时我把自己的行李全部打包带回了家，打算放弃中专学业复读半年再参加高考。我相信自己进城开了眼界，长了见识，一定会刻苦学习，审慎填报志愿，考进一所好大学。
然而事与愿违。彼时，从农村录进大、中专学校的学生其户口也会转进学校，毕业分配后会再次转到工作单位所在地城市。一个农家子弟能够跳出农门是一件多么困难和令人羡慕的事情啊！你还挑什么大学、中专？在父母和亲友的呵斥与劝说下，假期结束后，我只好又背着行囊沮丧地回到了学校。
虽然后来通过业大学习也拿到了大学文凭，但考上了却没有读上正规的大学，毫无疑问是我人生中的一件憾事。
二
中专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省城一家大型国企从事管理工作，正式成为了路遥先生笔下的“公家人”。从小看惯了农村风光，熟悉农活也了解农民，进了工厂，如同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孙少平被招进煤矿工作时的感觉一样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。
厂里的机械设备数不胜数，车、钻、刨、铣以及电焊等，只要有空，我便去车间和熟悉的工人一道侍弄这些铁家伙。我工作的计划处下辖有产品仓库和发货场，小时候总幻想着有朝一日能驾驶拖拉机，现在隔三差五就去开开那里的电瓶车、叉车、行（读hang）车。
除了工作、学习，业余时间我还迷上了集邮。假日里总爱逛逛邮局的门店，如果出差，一定会去当地的邮币市场收集邮票。进入九十年代，国内突然掀起了一股炒作邮票的风潮，平常难得一见的稀缺票品在市场上都有出现，趁此机会，我也开始以邮养邮倒买倒卖。很快，我手上屯集的邮票越来越多，建国后发行的邮票除了部分小型张，或新或销几乎集齐，另有不少复品，一度热炒的猴票，高峰时有好几枚在手头周转。那时，在我工作的工厂及附近单位的集邮圈，我已经小有名气，不少邮友和邮商常常来找我配票，遇到邮展时，我还会将一些紧俏票品出借给集邮协会。
转眼到了该恋爱成家的年龄，和其他少男少女一样，我也开始春心萌动。我是农民的后代，各方面的条件都算不上优秀，恋爱时自然遭受了一些挫折，当然，也错过了一些机缘。
我的妻子在我就职的企业下属一个子公司工作，入职时是车间行车工，后来转行到生产科当发货员。她为人正直，可性格有点孤僻，脾气也比较暴躁，老实说，并非我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。尽管心中有些不情不愿，但在父母的催促下，我与她交往两年后，还是在一间租来的平房里草草地结婚安家了。
结婚登记照
一九九三年六月中旬，一天傍晚，已怀孕六个月的妻子突然感到腹中阵阵剧痛，我急忙将她送往妇幼保健院就诊，医生检查后说有流产的危险，必须住院治疗。在住院部，护士每天给妻子输液保胎，以尽量延迟分娩日期，同时加速胎儿的生长发育。可到了二十七日清晨，妻子还是出现了临盆迹象被推进产房。
在产房外面的家属等候室，我推开窗户，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，城市正从熟睡中醒来，鸟儿们成群结队地飞出树林在空中翱翔，行人车辆开始在街道上往来穿梭。多么美好的夏日啊！可我却无心欣赏眼前的美景，心中惴惴不安，生怕产房里的妻儿会出现什么闪失。
仅过了不到一小时，医生抱着一个用毛巾裹着的小生命出来了。他没有进育儿室，而是径直朝治疗室走去，我紧张地跟在后面。与育儿室不同，治疗室里摆放着很多保温箱，箱子里躺着的全是需要救治的病婴。医生没有进去，而是把包裹放在门口的一张桌上，打开后对我说：“是个男孩，只有两斤四两。”
我朝桌上看过去，只见一坨皱巴巴、乌红色的肉球在毛巾上扭动着，没有哭声，小手、小脚以及五官均未发育成形，尤其是两只耳朵还紧紧地贴在头皮上没有打开。多么可怜的孩子啊！与那些正常出生的婴儿相比较，我心中感到刀割般的难受。
这时，一个在医院做保洁工作的太婆得到消息后也走过来站在我们旁边，这些日子，我已经听说过医院将许多死婴和弃婴交给她私下处理的事情。
医生望着我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“什么怎么办？这可是一条生命啊，赶快救他！”
“那你可得想好哦，两斤多、六个半月的早产儿，感染关和呼吸关很难挺得过去，据我所知，我们医院到目前为止只救活了一个。我可不敢跟你保证，弄不好会人财两空的，而且即使救活了，也许还会留下什么后遗症。”
“先别管这些，你们只管尽力去救！”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每天除了照顾妻子，余下的时间都在治疗室门口晃悠，透过门上的玻璃朝里面张望，只要发现孩子在保温箱里有什动静，就赶忙让医生、护士过去查看。此外，我还隔三岔五地上街买来冷饮、西瓜等送给医护人员，生怕他们不帮我尽心尽力。
一个多月后，医生说孩子已经长到三斤二两重，基本上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，便让我们出院了。
回到家，我们按照医生的嘱咐精心照料着这个急匆匆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我去职工医院借来了氧气袋，只要感觉孩子呼吸不顺畅便给他吸氧；孩子嘴巴太小，吸不上妈妈的奶头，我又从工厂测试中心找来烧杯、吸管等，让妻子将奶水挤到烧杯里，加热后先吸进吸管再一滴一滴地滴到孩子嘴里；早产的孩子总爱紧贴在父母胸脯上睡觉，要让他保持一种仍在妈妈肚子里的感觉，否则他会哭闹，因此，白天我上班后妻子几乎一整天都将他搂在怀里，到了晚上，我再用一根布带将他绑吊在自己胸前，双手抱着他靠在床头板上睡觉休息……
就这样熬过了半年，孩子渐渐长得白白胖胖，与正常出生的婴儿无异。春节前，我抱着他去照相馆拍了几张照片，回乡下老家时，把其中一张送给了父母。
母亲惊呼道：“啊？这是你儿子呀？不是说早产了吗？你一直没给家里来信，我还以为……”
我自豪地说：“您儿子是个什么人呃？我可不会轻易就舍弃您宝贝孙子的性命呢。”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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